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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纪念我国恢复高考第一批大学生

发布:admin05-15分类: 财经

  77、78级校友入学四十周年。在今年10月14日学校举办的庆祝77、78级校友入学四十周年暨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论坛上,党委书记夏春玉指出,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就没有东财77、78级这批杰出的校友;没有77、78级这批杰出的校友,就没有母校今日的荣光。他代表母校,向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向杰出的77、78级校友,向所有为母校赢得荣誉的东财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近日,东财77级校友,辽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东北财经大学原校长夏德仁发表文章《走读东财:纪念我国恢复高考第一批大学生入校4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亲身经历者,夏德仁校友在文中通过求学东财和曾工作于东财的一件件小事,娓娓道来,情真意切,让我们领略到时代变革的磅礴力量、母校办学治校的优良传统和青年学子求知若渴的良好风貌。我们在此转发此文,以期与大家共勉。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入学四十周年,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夏春玉书记邀我回校参加一个纪念活动。尽管未能赴约,但是40年前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浮现眼前,其中有一段我在东财走读的经历,我觉得应当把它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因为这些小事看起来琐碎而平凡,但它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40年前的历史痕迹,或许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兴趣和思考。

  1977年和1978年,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十年文革,上山下乡,使我们已经失去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而上大学,更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梦想。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场春风,重新唤醒了青年人追求知识的热情。至今我还记得,1977年12月1日和2日两天,成千上万的考生冒着大雪奔赴考场参加高考的热烈场面。我进考场时看见一位年龄很大的考生,由于准考证丢失,流着眼泪请求监考老师允许他进去考试,他说自己是老高三学生,这次是他的最后一次高考机会,家里妻子和孩子都在等待他的好消息,这一幕让我深深感动。我一直认为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是一次人才解放运动,它是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前,率先在人才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当年全国有近570万人报名参加考试,竞争27万个入学机会,录取率为5%,辽宁省报名47万人,录取1万多人,录取率仅为2%多一点,可见竞争的激烈程度。而正是这种从1977年开始恢复的高考制度,为4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历史贡献, “77级"成为了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符号。

  在这个历史时刻,我却差点与77级大学生这个称号失之交臂,而且整个过程三起三落,很有些戏剧性:

  上面我说过自己参加高考的心情,我是带着激情参加高考的,而且自认为考得不错,四门课程,除了数学没有时间复习,一些题没答上来外,其他课程都感觉良好。我听监考老师说,我是少有的把卷面全部写满的考生,当然这并不是考好的唯一标准。回忆当时我的感觉,考卷一展开,油墨味扑鼻而来,一个个铅字带着神秘感,激发出我的求解欲望,于是文思如泉,心到笔到,挥洒成文。而且每次答卷时,身后总有一些监考老师和巡场老师围观,有的不由自主的发出赞叹声。这使我深受鼓舞,越考越有兴致,直到完成全部考试。我满怀信心回到家里等待录取通知。

  等过了新年,我的心情开始紧张,随着我身边的一些考生被录取,启程到各大学报到的时候,我变得焦虑起来,录取之事杳无音讯,看来是落榜了。去县招生办查了一下,考试分数很好,在县里名列第四,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我们注意到你的考分,都希望你考上好大学,但是很可惜没有学校录取,我们真的爱莫能助。回到家里,左思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落榜了呢?最后找出两个可能的理由:一是报志愿随意性,而且好高骛远,报的学校都是在辽宁招生量极少的学校;二是政审未通过,我家社会关系复杂一直是我入团入党参军的障碍,也许这次也不合格?到底是不是这两个原因,或者是其中之一哪个原因,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证实。但不管怎样,落榜已经是无疑的了。

  正当我苦恼的时候,一个长途电话打到碧流河水库工地,通知我,我被旅大师范学校录取了。周边伙伴奔走相告,我却陷入矛盾。一方面我觉得这未改变高考落榜的结局,因为旅大师范当时是中专学校,从大学一直降到中专,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另一方面,与落榜相比,这也不是一个最坏的结果,毕竟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随家走五七道路下乡,中学毕业又下乡,在农村呆了七年,在水库工地上匆忙复习高考,能够这样一个结果,已经很令人羡慕了,特别是能够回到大连读书,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于是我打好行装,告别伙伴,奔赴这个别称为“夏家河师范”的学校报到。入校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实际水平远超过中专学校,从学生素质看,当时她接收了一大批“大学漏”,我所在的政治班相当一部分同学的考试成绩都达到了大学分数线,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录取。从师资角度看,给我们上课的几位老师水平都很高,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讲中文课的王伟教授,学养深厚,授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一点也不亚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正是由于几位优秀老师授课的吸引,使我暂时忘记了落榜的苦恼。后来我关注到,旅大师范在1978年12月升格为大专,1981年更名为大连师专,1987年与原大连工学院大连分院组建为大连大学。

  就在我做好准备在旅大师范安心读书时,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国家在1978年2月28日下发了一个在各大学试招走读生的文件,很快学校向我们传达了省市落实文件的方案,我记得其中重点内容是:凡是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到同城市高等院校走读,第一高考总分达到录取分数线,第二在学校所在城市市区有住宿条件。这个文件旋即在各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奔走相告,准备材料,积极报名。我们政治班符合高考分数条件的同学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些同学只是因为在大连市区没有住处而痛失机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如此。我则是一个幸运者,两个条件都具备,志愿填报上去之后,很快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们班有三位同学被辽宁财经学院(当年的东财)录取,除了我之外,还有毕可平(外贸系),范棣(财政金融系)。

  回忆这段经历,让人不胜感慨。那个年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但却是一个充满着机会,从而使年轻人积极向上的年代,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恢复高考的决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之后的增招走读生的决定,又使全国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走出挫折,获得新的机会。据说此事是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定的,当时教育部汇报,按照原招生计划,还有一部分考生够线但未招上来,原因各大学条件有限,特别是学生宿舍不够用,小平同志随即指示,那也要招上来,学生宿舍不够用就先走读嘛!就这一句话,使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大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生群体:走读生。当时辽宁省的情况是,在原来录取1万多人基础上,又按国家文件要求多录取了1728人,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1978年的时候,东财还是老名字,“辽宁财经学院”。实事求是讲,当时的东财并不知名,在省内文科院校中排在后面。社会上对财经专业也不大了解,一提学财经专业,大家马上联想到拨弄算盘,做出纳会计。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财经专业与数字打交道,应当是数学好的人来报考财经院校,学文科的不适合。这些对财经专业的误解,也是我高考时未报东财的原因之一。在旅大师范报走读志愿时,受地域限制,只有两个选择,辽师和辽财。开始我很犹豫不决,后来想起母亲经常说起的一件事,帮我下了决心:她说年轻时到中山广场的中国银行办事,用了很大气力才把银行的大门打开,同时听到嗡的一个回声,这是她见过的最高大最宏伟的大门。我反复揣摩母亲这段话的意思,我确信这话蕴含着她对银行的信任和尊重,也似乎有一些对银行工作的羡慕,这使我增加了一些对财经专业的兴趣,最终下笔填报了辽财的志愿,尽管我还不完全清楚财经与银行有什么关系。

  与此同时,东财也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录取工作。从中央决定招收走读生到我们正式入学,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扣除文件流转和前期工作,给东财留下的也就是十几天时间。回过头来看,走读生与一般的考生不一样,其录取条件比较复杂,能够在大量的档案中选择出合格的考生,并逐一进行考核录取招收,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后来我了解到,当时辽财的党委书记叫李侠,刚刚上任,主持党政全面工作,贯彻中央抓纲治国决策很坚决,各项工作抓得很紧。学校预感到经济建设的高潮将来临,对招收77级大学生特别积极,第一批录取了713名学生,在全省文科院校中排第一位,教学条件已经非常紧张,但在执行扩招走读生文件时,学校提出要抓住机遇,应收尽收,把考试成绩好的考生尽可能录取上来,至于走读条件可适当把握。以我为例,户口不在大连市区,我家下乡时户口已转到农村,原来的房子由我哥居住,按照当时的政策条文,这也可以理解为不具备走读条件。后来我听说,录取工作人员对我的情况反复研究,并没有简单的否定,而是由学生处的两位同志,按照我所登记的地址找到我哥家,核实了情况,又让我哥做出了允许我住家的承诺。为了一个走读生的录取,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足以说明当时学校领导人广招人才的迫切心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我是在1978年3月末接到录取通知书,很快报到入学,从此与东财结下不解之缘。回顾我的经历,从考入大学到现在共40年,其中20年在东财学习工作生活。这二十年让深切体会到了这所大学对年轻人成长的塑造能力,作为学生,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文化滋养,作为青年教师,我享有了宽松自由的教学科研氛围,作为学校领导人,我感受到了学校教职员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这二十年是我人生历程中进步最快,也是积极性创造性发挥最好的时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因走读而与东财结缘,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我总想做点事情,回报学校。1980年,学校为加强师资队伍,在77级和78级学生中选择留校教师,尽管原来我也有毕业后到金融部门工作的打算,但既然学校需要,我就没说的,率先报名,确定了自己投身教育的方向。1981年底我已做好报考研究生准备,系主任林继肯教授找我谈,要我推迟两年报考,先把《货币流通》这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承担下来,我欣然接受,过了两年才考研究生。1989年我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借调工作一年,中心要正式调转我去工作,我婉言谢绝,又回到学校。1994年,我作为国家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的人选,准备派往美国做高访学者,在北京培训和办手续期间,财政部(那时东财已成为部属高校)要我取消日程,回校待命,我二话没说,马上赶回学校投入工作。1996年我在校长任命大会上,真诚向全校教职员工承诺,我将殚精竭虑,为东财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以报答学校的接纳培养之恩。这确实是我的心声,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情缘。

  走读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什么陌生事物,许多学校,走读已成为常态,但在40年前却是一个新概念。77级走读生入学后,大家觉得新鲜,有时开玩笑,你们是不是都“走着读书”啊?确实走读生是与“走”字相联系。由于走读生不在校内住宿,所以他们每天必须走着上下学。光走还不够,有时必须奔跑,所以我们自已给走读下的定义是“奔走式读书”。

  东财地处大连黑石礁,在40年前,这里还是农村,交通不是很方便,从我家到学校,有两条路线可选择,一是坐电车,从家出发,从民生街坐车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前和兴工街倒两次车,才能到黑石礁,需要一个多小时时间,加上两头的步行时间和等车时间,大约要再加上40分钟时间。第二条途径,即从家里步行到劳动公园,然后乘2路汽车直接到黑石礁,45分钟可到达,但是2路车班次少,有时要等很长时间,再加上步行时间要长一倍,所以与坐电车差不多。当时我与外贸系的走读生毕可平家住的很近,到学校是一路,经常我俩相约一起上下学,算一下,我们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大约是三个到四个小时,其中步行时间能占了一半。有时起床晚了,或车晚点了,我们就跑,甚至狂奔,以保证不迟到。从黑石礁下车,到学校1号楼或4号楼,是一路上坡,早晨快上课时,会经常看到一些学生气喘吁吁一路跑上来,这一定是走读生。放学回家,有时也跑。有天傍晚下了课,我和毕可平从1号楼出来,准备回家,因为我们站在高处,远远地看见一辆2路汽车从旅顺方向开往黑石礁,我俩不约而同地撒腿就跑,准备赶上这班车,由于一路下坡,越跑越快,快到46中门前时,毕可平突然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我意识到他摔得很重,就停下回来扶他,没想到他马上爬起来,拉着我继续奔跑,终于赶上了这趟车。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回忆这个情节,我总忍不住想掉眼泪。毕可平是一个标准的大连帅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82年考上东财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携妻赴美深造和工作。

  走读生面对最大问题是时间不够用,大量时间耗费在路上。如果上午的课程是第一单元,早晨8点钟上课,这对走读生来说就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为了保证不迟到,就必须早起,而我的毛病恰恰是早起困难,如果哪天起床晚了,或是路上出点什么问题,那么迟到就是不可避免的。

  有的老师对学生迟到是不批评的,比如蒋永和老师,他讲的《政治经济学》是大课,也是在当时全校最大的课,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有六七百人参加,在1号楼后面的大礼堂里,满满当当一礼堂人。蒋老师站在主席台讲课,高高在上,我估计他也很难发现台下的同学谁来谁没来。坦率的讲,上蒋老师的课,是不应当缺席和迟到的,因为按当时的标准看,他的课讲得太好了。蒋老师个子不高,南方口音,左手一本《资本论》,右手一支粉笔,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把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货币与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等规律解读得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这门课没有正式教材,只是指定了参考书目,一是《资本论》,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我认真读了一下,总体感觉后一本书的内容不如蒋老师讲的内容深刻全面。这门课是我走读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也为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在这门课上下了很大功夫,首先是补课,我们走读生比其他同学晚到校一个多月,缺课很多,我就找邻座的孙威同学,把他的课堂记录全部抄下来,算是补课。二是读原著,《资本论》三卷,反复读。三是整理笔记,由于没有教材,每天晩上要把速记的内容整理出来,以增强记忆。上蒋老师的课,事先我都做一个准备,让同学提前在礼堂第一排靠近门的位置帮我占一个座,这个位置靠讲台近,听课清楚,另外这个位置处于蒋老师视线的右下方,又靠近门,他一般不会注意。结果是,我迟到了几次,都未遭到他的批评。应该说,能够听到蒋老师的授课,是我们77级学生的偏得。辽财是文革期间唯一保留下来的财经大学,在这期间,一些下马的财经院校老师被分配到东财工作,特别是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的优秀老师加盟东财,包括王克华、俞天一、陈及时等老师,可谓群英汇聚。可惜随着各校恢复招生,这些老师逐步回校,也包括蒋永和老师。

  但是也有的老师对学生迟到很在意,并给予严肃批评,比如黄刚老师。黄刚老师的《经济地理》课也是大课,听课的人数有一二百人,在一个大教堂上课。由于教室的门靠近讲台,我的每一次迟到都没逃过黄刚老师的眼睛,前几次黄刚老师没说什么,我估计他是装没看见,最后一次迟到使黄老师动了脾气,批评了一通,大体意思是:我已注意你多次迟到,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课?!如果不喜欢,下次不要再来了!这在大学课堂上算是很重的批评了。当时我没敢回话,等下课后,向黄老师做了诚恳的检讨,说明我迟到的原因,承诺以后不再迟到,并表达了我如何喜欢这门课云云,黄刚老师当时听完我的检讨后未做任何表示,只是要求把之前缺的课内容都给补上。实际上,黄刚老师对我的批评也有一点点冤枉,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很重视《经济地理》这门课程,因为这门课属于交叉学科,而且黄刚老师也讲得好,突出了财经院校的特点。比如,黄刚老师很关注生产力布局的成本效益分析。核心思想是一个经济体或一个投资项目在哪个区域布局,要综合比较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可得性,市场距离,不同运输方式的成本,以获得最大效益的区域为最佳选择。比如,燃煤电厂一般应布局在煤矿附近,因输电成本低于运煤成本。再比如,炼油厂一般应布局在靠近市场的沿海地区,因为原油运输成本要低于汽柴油运输成本。这些基本知识对财经院校的学生来说是十分有用的。我在大连市工作期间,主持做了一些产业规划,经济地理知识给了我很大帮助。比如,充分利用长兴岛拥有深水码头,原油运输成本低的条件,规划了石化产业基地,充分利用旅顺南路大学多,人才可得性好的条件,规划了软件产业带。大连东港一带,由于靠近市中心,土地升值,己不适于港口物流发展,所以规划了东港国际商务区,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把大连港的货运物流功能转移到大窑湾。我一直非常感谢黄刚老师向我们传授了这样一些有用的知识。

  走读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走读生也有他们特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也体现在“走”上,即流动性,走读生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的接触面广,信息量大。我们刚到学校的时候很少随班活动,除了上课之外,剩余时间大部分是自己支配,参加了许多跨系跨专业的一些活动,如研讨会、报告会、书画展、诗歌比赛等,这就增加了同外专业同学的接触和交流,加强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同时丰富了我们的课外生活,大大开拓了视野。另外,走读生上下学,每天都能接触社会,了解到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乘坐的2路汽车单程票价为两毛钱,这对我们一个学生来说是个巨大开支。后来我和毕可平观察到有许多乘客不用买票,而是用月票,我们就问乘客你订月票需要多少钱?他说大部分钱是由单位支付的,他们自己一个月只花两块钱。我们又跑到公交公司,问如何办月票,问完后就到学校去开介绍信,以单位的名义去办了月票,这样就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走读期间,我们自己动手,解决了许多类似的问题。

  在走读期间,我还有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是图书馆。由于刚到学校与班里同学不熟,我很少在教室自习,大量时间呆在图书馆,当时东财的图书馆是在1号楼里,空间很小,但经济类的藏书还是比较丰富的,有些藏书盖的的是辽宁商学院藏书章。由于我经常去,与图书馆的老师都很熟,他们可以带我到书库找我所感兴趣的各类报刊杂志和书籍。1978年5月,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长文,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但随着报刊杂志上讨论的热来越热烈,我的思想也被卷入其中,当时我思考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只有一种运行模式?西方国家经济运行模式是否对我国也有参考意义?我抱着一种好奇心,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费雪的《货币购买力》、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阿尔文汉森的《凯恩斯学说指南》、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等,再加上后几年读的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萨谬尔逊的《经济学》,还有(匈)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波)兰格·奥萨卡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这些著作使我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对西方市场经济有了新的了解,也通过对比,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开始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在改革中如何借鉴西方市场经济有益的东西。从专业角度看,这些著作中涉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也为我研究生阶段更深入地学习研究现代货币银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比较适合走读生之间的关系。由于走读生在全体学生中是少数,入学晚又使他们在班里同学面前有些距离,很少参加班里活动,所以走读生之间的交往交流非常密切。以我们金融七七班为例,四位走读生,陈多、范棣、许加发和我,我们四人家庭背景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却走到一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得走读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

  陈多,给我的印象是仁厚谦和、品学兼优。我们入学后第一件事是评定助学金。系领导给了一个原则意见,“你们四个人要分出等级,一个一等,两个二等,一个三等。由你们自己商量”。这真是个大难题,大家都不熟,怎么评?这时陈多不紧不慢说,我家经济条件好,我放弃。这一下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意味着我们三人中两人可获得一等助学金,最后范捸提出让老许和我两个年龄大的享受一等,他拿二等。结果很圆满。陈多学习成绩是我们四人中最好的,不久选为班里的学习委员。金融七七班,英才荟萃,大家在学习方面你追我赶,能够在这个集体中担任学习委员,没有点实力是不行的。陈多学习认真,门门功课表现优异。我借阅过陈多的学习笔记,娟秀的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清清楚楚,令人赞叹。陈多毕业去了中央财经大学任教,后来调到国务院港澳办,任港澳研究所所长。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动向,他所主持的一篇研究报告“保持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政策建议和国际经验”对我启发很大,在推进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参考了他的一些意见。

  范棣,与我一起从旅大师范转到东财走读,但是我在旅大师范从未见过他,因为高考落榜后他的第一反应是,继续备考,来年再考,所以就在旅大师范挂了个名,没有来上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范棣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到东财读书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悄悄跟我说,他要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这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我连硕士研究生这个概念都不知道。我问,在辽财读书不是挺好的吗,怎么还要再考?他只报以神秘的一笑。范棣天资聪慧,思路开阔,反应敏捷,讨论问题绝不照本宣科,敢于挑战传统理论。我很喜欢与范棣讨论问题,因为可以踫撞出思想火花,但这种讨论也容易演变为争论,大体上我是败多胜少。有一次在上政治经济学课的时候,蒋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讨论题目,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我做了充分准备,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又做了一些图表,来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贫困化。但是范棣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我,怎么解释一些工人家庭有汽车,又怎么解释工人失业后能够得到保险金?我一时语塞。范棣后来如愿以偿,82年考上了首届五道口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别师从北大厉以宁教授和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活跃于国内外金融界,既做金融研究,又做金融实务,兼理论家和金融家于一身,成为海内外知名的金融风云人物。几年前与范棣在沈阳重逢,他又增加了一个头衔,独立经济学家,我们海阔天空,相谈甚欢,尽管也有不同意见,但共识更多。

  许加发,在我们四人中年龄最大,属老三届,平时我们以老许相称。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老许的俄语很好,我在中学也学过俄语,试图与他用俄语谈几句,很快被他漂亮流利的俄语谈吐所折服。到东财走读,第一外语是英语,对77级大多数同学来说,连ABC都说不全,学习的压力可想而知。老许则显得很轻松,他对我说,“英语比俄语简单,学好没问题,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学习英语有没有用”。言外之意是如果有用,他肯定会学好。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英语》,文革后期的教材,课文内容政治性很强,包括毛主席的著作《愚公移山》,文中单词特别不好背,老许看我把精力放在背单词上,就告诉我,这些单词背也白背,今后很少能用上,不如多背背句型,举一反三。老许在英语语法上很叫真,经常纠正我们的一些语法错误,也敢于和老师叫板。当时的英语课老师是刘莲英老师,英语水平很好,课也讲得很精采,但老许则不以为然。有一次在刘老师分析一个例句时,老许突然站起来,大声指出其中一个语法错误,引起全班哗然。刚入校的新生,敢于和老师叫板,大家都为老许捏把汗,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又英语语法的领悟能力。老许的专业课也学得很好,尤其是财务类的课程。毕业后一直在市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兢兢业业,工作出色。后来做了所长,前几年退休。

  除了金融77班三位走读生外,我与财政77班走读生金宗项也交往密切,而且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同学。在我的心目中,老金是我们同学中真正的“学霸”。他的高考成绩在周边同学中最高,语文和数学几乎是满分,大家一致评价,如果不是年龄大,他考上北大等名牌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与老金交谈,其知识的渊博程度让你感到吃惊,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古今中外,科技人文,无所不懂。凡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找老金请教,肯定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老金好像天生有领导能力,加入财政77班不久就被选为班长。而且继续担任走读生牵头人。走读后期,大家不约而同提出住校的请求,但是学校迟迟没有答复。于是老金领着几位代表,多次到主管副院长办公室据理力争,终于得到学校的批准,大家都因此而感谢他。1982年,我和老金同时毕业留校任教。除了各自的专业课之外,我俩又担负了一门共同课《财政与信贷》教学任务,他讲上半部分,我讲下半部分,我俩相互切磋,配合默契,每次都轻松愉快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学生好评。在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被调到大连市委政研室任副主任,自此我俩交流话题更多转向地方经济发展。有一次我在辽宁省委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言,提出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关键是把大连建设成为国际化城市。老金对我这“冒叫一句”的观点很有兴趣,把发言材料转给市委主要领导人,引起高度重视,后来在他的推动下,把大连国际化目标写入市党代会报告中。一个年轻学者的意见能够直接进入决策,这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城市领导人开放包容和科学务实的精神,也与老金从中积极协调分不开。十几年之后,我主政大连,顺理成章地重提国际化战略,并在参与全球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我一直认为老金是做领导干部的好料,但是他在市委政研室工作后期,不知何故得罪了一位大人物,自此一直受到排挤。好在老金处事豁达,拿得起放得下,索性放弃仕途,转行证券行业,在辽宁证券最困难的时候,为其重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有一次他的心脏不好住院,对医院治疗方案不大放心,就钻研了大量的医学文献,自己做了一个方案,让一些心血管专家刮目相看。退休后,老金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继续关注国际国内大事,经常与同学和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思想。与他讨论问题,尽管时有争论,但趣味横生,收获颇丰。

  以上关于走读生的一些故事,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代人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我一直认为,77、78级大学生是中国当代难得的优秀群体。历史赋予他们特殊机遇和特殊经历,决定了他们是有能力有担当有作为的一代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行业,不管他们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都为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将记住他们。

  一是金融77班,共42人,支部书记是曲明德,班长是朱善斌。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学习集体,团结友爱,志同道合,许多同学都结成了终身的朋友。很可惜,已有三位同学离开了我们,孙威,朱善斌,王秀利。

  二是后红楼中青年科研群体。由于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都住在后红楼,因此得名。人数不大好确定,每个专业都有。中年代表是金凤德,青年代表是张振斌。这一群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理论界名声鹊起,创造了东财历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期。

  三是金融教研室。我82年留校任助教,随后是讲师,副教授,一直得到教研室各位老师的培养呵护,教研室十几个人,老中青三结合,主任先是曹世儒教授,后是张贵乐教授。林继肯教授也参加教研室活动,每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都把他手写的论文送给我们征求意见,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四是财政金融系。我从90年开始担任系副主任,主任先是我的导师林继肯教授,后是孙文学教授。在分管科研工作同时,为建设金融教学实践基地,在林继肯教授直接领导下,我参与组建了宏达信用社。我做大连副市长后,把这个信用社与其他28个信用社合并为大连银行。

  五是东财领导班子。1992年我进学校班子,担任校长助理,当时的党委书记是韩双林教授,校长是李克俭教授;1994年我担任东财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两年后担任校长,与党委书记于洋共事四年,这四年是东财进步最快的时期。于洋书记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对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让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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